日誌

今天看的文章/報導：活地 • 阿倫（Woody Allen）新片及其他消息

活地 • 阿倫的新片《Whatever Works》（他的第 40 又 1/3 部導演作品）昨天晚上在紐約的 Tribecca 電影節上作開幕首映。奇怪的是，在網上可以找到的影評，都是來自英國彼岸（包括《衛報》和《每日銀幕》），美國連一篇也找不到（包括業界的兩大「聖經」，《綜藝》、《荷里活記者》，和《紐約時報》）。這個現象大概證明了一個事實：阿倫在美國媒體和評論界中真的已經成了墮落天使，徹徹底底地失寵了。教人傷感的，是新片是他自五年前的《美蓮達與美蓮達》（Melinda and Melinda）以來，第一部「回歸」紐約拍攝的電影。他受此冷待，是因為美國/紐約（影評人）把他視作叛徒？抑或他再已不是代表著美國/紐約的一個 icon？

更令人齒冷的其實還有另一事件：以生產緊身內衣與休閑服裝著名的品牌 American Apparel 前一陣子未經阿倫同意，擅自用了他在《安妮 • 荷爾》（Annie Hall）裡的形象作服裝的廣告。阿倫指 American Apparel 侵權及破壞了他的形象，向他們索償一千萬美元。孰料對方竟宣稱阿倫自1993 年因為愛上女朋友米亞 • 花露（Mia Farrow）收養的韓國女兒宋儀（Soon-Yi） 而被花露起訴後（控罪還包括阿倫狎玩他與花露生的兒子——後來罪名全部不成立），早已毫無形象可言，所以根本不值一千萬美元。無恥至如斯地步，實屬罕見。（官司已排定下月底開審。）

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你現在大概不難明白，為什麼阿倫的下一個電影，又再一次要移船就磡，返回倫敦拍攝了吧？

不過對作為影迷的我來說，最重要的仍是電影本身的成績。這方面，《衛報》和《每日銀幕》對《Whatever Works》都予以好評，後者更譽之為阿倫「過去十多年來的最佳電影」——且慢，這句話不是有點耳熟能詳嗎？字眼未必一樣，但意思則是相近，如「好一段日子以來最好笑的作品」、「很久沒有這樣好笑過」，諸如此類。他第一次踏足倫敦製作的《情迷決勝分》（Match Point）便有過類似的讚美（而且為數還不少呢）；去年他應巴薩隆拿政府之邀在西班牙拍攝的《情迷巴薩隆拿》（Vicky Christina Barcelona）也有評論這樣說。就連喝倒彩聲很多的《命運決勝點》（Cassandra's Dream），我記得很清楚在我讀過的影評中也有人如此盛讚過它！再數遠一點，近似的說法在《貧賤夫妻百事吉》（Small Time Crooks, 2000）、《荷里活大結局》（Hollywood Ending，2002）、《為你唱情歌》（Everyone Says I Love You, 1996）這些作品中也出現過。當然，獨立來看，這些話骨子裡其實貶多於褒：也就是說，在溢美之餘，它真正在暗示的，是長時間以來阿倫的電影已然很爛。但再想深一層，那其實是不合邏輯的呀！因為如果這些經常性的讚語都是對的話，那不是正正證明了阿倫的電影時不時都會綻放出這樣那樣的異彩嗎？

從這類評語，我們可以引申到兩個問題：

1. 評價活地 • 阿倫的電影，「好笑」是否唯一（或最重要）的標準？

答案其實明顯不過（梗係唔應該係啦！）。但奇怪的是，眼前放著這樣顯淺的道理，為什麼大部分影評人仍近乎固執地一定要阿倫的電影「好笑」（要幾好笑先？），才肯放他一馬？事實上，早年和中期的阿倫，除了喜劇以外，先後拍過起碼七、八部嚴肅的 drama，而且平均都獲好評。即使是那時期的喜劇，有好幾部平心而論都不算特別好笑。那到底這個「好笑」的 criteria 是什麼時候衍生及成為範例的呢？

2.  評價活地 • 阿倫（以至其他導演）的電影，是否有需要牽涉評價他的為人/人格？文果如其人嗎？

近讀許迪鏘老師的《中國語文不難學，為什麼我總是學不好？》，其中一篇文章也提出了這個問題。許老師用了兩個人做例子，一個是嚴嵩（一名大奸官），一個是潘安（用許老師的說法，是個「天字第一號的擦鞋仔」），但兩人都寫得一手好文章。我年輕時也有過一段時期為這問題思索了很久，就是因為我發現我很仰慕和十分尊重的兩名電影人的人格，跟他們在作品裡表達的思想、甚至氣質，都有天淵之別。後來我發覺（i）我自己也不能 claim 我有一個很高尚的人格（我最終相信每個人一定有他/她暗黑的一面）；（ii）一個人的評價不應該因為一、兩項行為而被否決（除非是大是大非），而且，我也相信人是 capable of 改變的。作品也如是，它分時代意義（即作品與它生產的時代的關係）和劃時代意義（即作品超越時間、流傳後世的價值）兩種。前者即時見效，後者卻非要等最少 30 年不可（一個 generation 的時間——不是我說的，是 Kiarostami 說的，下次才給你細說）。兩者相較，自是後者來得更重要。

言歸正傳，活地 • 阿倫的一系列成名作（《傻瓜大鬧香蕉城》Bananas、《情慾奇譚》Everything I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Sex...、《傻瓜大鬧科學城》Sleeper 、《愛與死》Love and Death、《安妮 • 荷爾》、《內心世界》Interiors 、《曼克頓》Manhattan 等）均攝於 1971-79 之間，距今剛滿一個 generation。這些——還有之後起碼直至 1992 年的《丈夫、太太、情人》（Husbands and Wives）—— （more than） 優秀的作品，即使你不願意承認它們都是經典，但你最低限度不能不同意它們 helped define a whole decade, if not two decades, of American cinema。你能說這不是一項犀利的成就嗎？此外，他由 1971 年第三部作品開始，便維持（堅持？）著每年一定有一部作品面世的產量。不要以為這是一件易事——放眼荷里活，有誰還有這份本領或能耐？就算是在92 年後，他的事業史便是一條往下滑落的線條（注意：是曲線而不是直線呢！），難道這就表示他 deserves 評論對他的作品的冷嘲熱諷嗎？至於他跟米亞 • 花露的是是非非，清官難審家庭事，跟他的作品又有多大關係呢？（點講都好，他跟宋儀維繫了15 年的婚姻是有目共睹的。）有人頂唔順他以花甲之年，仍在自己的電影裡安排一個又一個年輕貌美的女演員做他的女朋友，說他醉翁之意不在酒，說他是個髒老頭。難道好色是藝術家的致命缺點？那畢加索又如何？（更何況阿倫從來不是沒有自嘲的。你讓我說，我會話《寶貝計劃》與《新宿事件》裡的成龍先至惡頂！）

我學懂了不再擔心並找到如何看待活地 • 阿倫的電影的方法，是在《美蓮達與美蓮達》。如果你還記得的話，那部電影一開始時是幾個老友，有男有女，在紐約一家法國餐廳裡吹水，其中一人好像是個編劇還是作家什麼的，說了一條大「橋」，結果你一言我一語，把一個故事進行了兩種演繹，一個悲劇，一個喜劇。期間盡是閑話家常，有時會撬口爭拗兩句，有時則你唱我和，說得興起，靈感自然來料，歷約句半小時，乃盡興而還。我從這其中得到的「教訓」有三。 一：講故事是阿倫電影的最重要功能。二：講故事的方法（或形式）又比故事更重要。三：飲啖茶，食個包，吹吹水——這樣的生活模式才是阿倫的真正生趣所在。如果你接受這類有點近乎樂天知命的小資式情趣的話，就請盡情享受吧！就當阿倫是你老友，他的電影就是我與你與他的一年一度約會，輕輕鬆鬆粒半鐘，間或會心微笑，間或捧腹碌地。不論是他抑或故事，可能都未必（再）有什麼警世箴言可以醒你（有就有，冇就冇，其實都冇所謂啦！），但重要的是那份老友鬼鬼，賓至如歸的親切感！坦白說，阿叔今年都 74 歲了。他在影史上已留下了不可滅的足跡，論修為，早就到了隨心所欲的地步（《情迷決勝分》輕輕再露一手，便已說明一切），是非不能也，實不為矣（其實個個大師盡皆如是）！對不？

明乎此，《Whatever Works》若有幸在本埠發行（機會可能甚微！），試抱上述心情以觀之，大抵會好玩一點，過癮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