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誌

今天想寫的人物：基斯托夫 • 贊祿西（Krzysztof Zanussi)

我一直感恩我是一個幸運的人，否則不會有機會遇見和認識那麼多的傑出電影工作者和學者（有些還是大師），上他們的課、聽他們的演講、與他們面對面聊天、通訊... 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可能有點誇張，但每次總會啟發良多，或茅塞頓開，卻是事實。

贊祿西自不在話下。

先生今年 71 歲，但文質彬彬，精神奕奕，出席場合，不論大小都一貫的西裝領帶（他訪港前 AB 在電郵裡已給我提供了這項情報，果然不虛）。AB 又說他講話一般都比較有保留，說我應該會感受到那份距離—— 他說他有兩個外號：同儕喚他作「長官」，同學叫他做「神父」。但我覺得他其實不乏幽默感，大部分時間都很坦率。 他的英語說得流暢極了，聽說還會其他幾國語言（他早年曾被推薦做駐俄國波蘭大使，但卻被他拒絕了）。他又有很豐富的教學經驗。這次給同學們上的兩節課，便準備得十分充足。

他正式授課前，我選了一節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 1941-1996）的《影迷》（Camera Buff, 1979）的片段，作為介紹給同學們認識先生的「入門」。片段中，原本是工廠工人的男主角迷上了電影，特意跑去看贊祿西的作品，和參加放映後他親臨戲院的討論會，之後又邀請他去工廠的電影會演講。這場戲有一段餘韻：男主角回家後看見懷了孕的妻子，突然一陣衝動（我覺得其實是感動），情不自禁與她做愛。完事後，他躺在她懷中，跟她說見到了贊祿西。她問他有什麼感覺，他想了一會，說：「不知道，很複雜。」奇斯洛夫斯基是把電影、生命、創作、激情、性愛都一起並列，既是溫馨，又是澎拜。

片段放過後，先生沒作聲兩三秒，然後帶點唏噓地說：「電影導演是一門很孤獨的職業，很難得結交到很好的朋友。」後來有同學問他孤獨的意思是什麼。他說：「差不多所有導演，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是自私的、善妒的、自我中心的、虛榮的、驕傲的。所以不會有什麼朋友。（但也正因如此，所以在拍他的電影時，導演們一定要誠實，盡量追求真實/真理，那是因為電影會把他赤裸裸地呈現在觀眾面前，任何假裝都會暴露出來。）」

我知道他和奇斯洛夫斯基是好朋友，因為 Kino 版的《影迷》DVD 收錄了一段他談論奇氏的訪談（他說：「我倆從來沒有過任何爭執與衝突，即使是他替我的公司拍片時。沒有，連一些行政上的爭執也沒有過。」）但沒想到還是引起了他的一些感概。第二天中飯時，我跟他說他的《山巔的呼喚》（Constans/The Constant Factor, 1980）很多地方都教我想起奇氏的《盲打誤撞》（Blind Chance, 1987）——我直覺奇氏拍攝後者，是用來呼應《山》片的，探討的是人的命運到底是一連串偶然的總和還是冥冥中被預設的宿命（光是兩部片的片名就可見端倪，兩片的結局也都是一件讓觀眾措手不及的意外）。先生說，《盲》片的意念其實還來自他的另一部短片，叫《假說》（Hipoteza/Hypothesis, 1973），故事說一名教授與學生走在一起，分手時有左、右兩個方向選擇，影片就把這兩個可能性拍出來。他又說了另一件軼事。有次他替英國「衛報」寫了一篇文章，被邀請去倫敦出席一個盛大的發表會之類的，席上原來都是一些小國家的元首。他被介紹過後，其中一名元首對他的作品如數家珍地激賞不已，但原來他說的每部片都是奇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叫他啼笑皆非。

（他的另一名導演好友是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 1932-1986)。李焯桃告訴我，他在放映後的答問環節裡，勸觀眾不要吸煙，特別是搞創作的，因為創作時為了減壓，煙很容易一根接著一根地抽，嚴重影響健康。奇氏塔氏，就都是死於過量的尼古丁下。所以碰到抽煙的學生，他都會對他們說：我什麼也不要教你們，因為你們很早就會死去！課堂裡，他憶述與塔氏到美國旅行，來到大峽谷，親睹壯觀無匹的大漠，互相許下豪語，打賭誰會是第一個在那裡拍戲的人，結果是他贏了——1984 年在那片一望無際的黃沙上拍下了《無聲太陽的歲月》（The Year of the Quiet Sun）的最後一個鏡頭。但兩年後，塔氏卻與世長辭！我心裡想，如果時光可以倒流，不知道先生會否寧願輸給塔氏？）（上）